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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转自南方农村报)
2004-06-03 15:30:19
投诉有门，槛高 解决有路，径曲
——东莞荔农张生向质监、工商、消委等部门投诉疑是劣质复混肥最终放弃的遭遇
１日下午６点多，东莞市工商局办公楼前。
奔波一天后，果农张生终于弄明白了农资投诉的流程，他对记者说，他决定“放弃对怀疑劣质化肥的投诉”。
“我买化肥总共花了一千多元，现在光化肥的鉴定费就要九百多。如果鉴定结果证明化肥是劣质的，人家却不赔偿，我再请律师打官司，又要花钱。”张生皱着眉头想了想，抬头说，“听说请律师去一趟法庭都要五百元呢。”
还有一个让他放弃投诉的重要原因是，那２０袋肥料已经让他折腾了一个多月，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
老果农怀疑化肥质劣
４月１７日，张生从东莞市篁村供销社某购销点购买了２０袋复混肥，包装袋上注明氮磷钾总养分超过４０％。把其中１２袋施到田里以后，竟然看不到任何效果。他用嘴巴一尝，发现“一点都不咸”，“不像真肥料”，于是赶去销售点交涉，销售点的工作人员却说“肥料质量绝对没有问题”。他又回家把化肥和水按照１：１的比例兑后洒在几棵蔬菜的叶面上做实验，过了几天，蔬菜安然无恙。“我肯定肥料有问题，因为我以前买的质量好的复混肥按１：１０的比例兑水洒在菜叶上菜都会被烧死。”种了２０多年的荔枝的张生对自己按照常识的判断显得很自信。
不过，供销社购销点的人还是肯定化肥没有问题，而且是“百分百没有问题”。张生开始气不过，找到市质量技术检验监督局希望能做化肥鉴定。
摸着了门绕不过鉴定费
“９７０多元的鉴定费，２０天后才能拿检验结果。”
东莞市质监局工作人员的话让张生吸了口凉气。“如果需要鉴定，我现在马上就要交９００多元钱，我接受不了。”因此张生开始寻求别的解决方式——投诉。
２日下午，记者和张生一道，到相关机构投诉。
下午３：００，东莞市质监局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小组办公室投诉中心。
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完了张生的讲述，然后表态：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打假一般由工商局来负责，质监局主要是负责鉴定产品，配合工商局的工作。不过，在张生这件事情上，她肯定要先交钱去鉴定——毕竟在科学和经验的判断上，科学还是最准确的。
走下楼梯，张生开始发牢骚：“这里门槛太高，难道我们买两百元的假化肥也要花九百多元来鉴定吗？一般农民怎么承受得了？”不过，既然工商局是受理部门，他还是满怀信心：“也许工商局会出面做化肥鉴定。”
下午４：００，工商局大楼。
张生刚和门口保安说明来意，保安马上说：“去消委会。”
难道工商局没有负责投诉的部门？等我们终于找到了工商局的经济检查科时，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件事，主要是要看张生肥料的鉴定结果——如果鉴定结果表明是伪劣产品，工商局将采取下一步行动。至于鉴定费用，既然张生送检，他肯定要出了。如果鉴定结果产品系假冒伪劣，由经销商或厂方出。如果对方拒绝出这笔钱，“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了”。
摸到了门，却绕不过鉴定费，张生要打退堂鼓：“不投诉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哪都不再去了！”好说歹说，记者终于和张生推搡着上了去消委会的电梯。
“即使检验出肥料是劣质的，问题也难解决”
下午５：１０，东莞市消委会。
“你最好和销售者协商一下，我们这里主要是调解纷争，要解决问题最好还是找行政部门或者去法院起诉。”工作人员听完了张生的陈述，很快表态。
主管的行政部门去过了，无功而返；法院还没有去，按张生的说法，打官司可是件“了不得”的事情。不过，和销售者协商也是不可能的事，自己又没有科学凭据，销售商也已反复声称“化肥质量百分百没问题”。
“我愿意出钱做鉴定。”张生很快做出了决定。
“最好的办法还是调解。”消委会的工作人员劝他说，即使鉴定化肥是劣质的，怎么能保证销售商认可你送检的化肥是他们卖的那一批？所以建议你和销售商一起把肥料拿去送检。再说，即使检验出肥料是劣质的，销售商也承认肥料是他卖的，问题也难解决，比如销售商拒绝赔偿怎么办？不是还要通过法院打官司？
由此看来，农民买了假劣农资只能自认倒霉，徒唤奈何？ 张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：“我有买化肥的发票。”记者拿来一看，那是一张普通的“收款凭证”，不仅抬头没有写顾客姓名、下面没有填“填票人”、“收款人”和“业户名称”，连个印章也没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商品名称只写“复混肥”，什么牌子根本就没有涉及。
张生开始紧张起来，反复地说：“他会承认，我有证人。”
不过，等他平静下来后，还是肯定地说：“算了，我不投诉了。这件事就这样吧，不再提了。”
记者观察
仅仅是鉴定高门槛？（标题）
辗转两个部门数个举报投诉中心，几乎寻遍所有的非诉讼救济途径，农民张生还是跨不过农资鉴定这道高门槛——一种化肥的鉴定费需要９００余元，而一包普通复混化肥的市场价则是８８元。
不可低估农资鉴定高门槛的负面作用。农资鉴定，原本为农资打假维权而设，而今，绝大多数农民出于成本计算，维权行动就极可能止步于农资鉴定的高门槛之前。因此，从某种客观效果来看，起初为维护公正而设的农资鉴定，反而有可能成为制伪售假者的天然保护伞。结局令人啼笑皆非，也发人深思。
农资鉴定的门槛何以这般高？是现实的障碍，还是体制的弊病？其中有待深究，而记者则从可能的角度，不妨作几个假设。比如，鉴定机构能否可就以下情况作出透明公示：农资鉴定是否一定要消费者送样品（比如有关部门能否根据举报上门收取样品进行检验，而不是仅仅在打假“行动日”才这么做）？是否所有的鉴定都要收费？如果收费，费用由哪几部分构成，检验部门是否可以赢利？另外，有关部门是否可以就鉴定费用进行合理缩减，低到一个既让农民接受、又可防止乱举报的程度呢？至于资金不足，是否可考虑由某些专项资金加以补足？因为，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，应该受到合理合法的关怀。
而就现状来看，农民自己跨不过农资鉴定这道高门槛，难道就不能绕过去，寻找其他救济途径了？记者认为，此间大可商榷。实际上，像工商、质监等相关行政部门，自身职能中便含有主动监管的应有之义。在农民提供了较为确切的举报线索之后，他们更要加大监管力度，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执法手段。
然而遗憾的是，记者与农民一道前往相关部门投诉时，所历遭遇却令人失望。各相关部门的投诉点都设在不显眼处；本应由多个部门共同管辖的伪劣农资投诉，各相关部门受理起来却极不主动，甚至连“先接案，再转交其他部门处理”都做不到，能推开的则尽量推开；此外，数个部门对农民几乎一致的说法是：你要自己先出钱进行农资鉴定，我们方能采取行动。寻找行政救济无果之后，农民张生最终发现：看似能够绕过的鉴定高门槛，无论怎么绕也绕不过！
就事论事。记者认为，在现有的情形之下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该一边就农资鉴定高门槛难题寻找破解之法，一边还要主动出击，在现有法律、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尽可能地为农民提供多种救济手段。东莞张生难题这一个案，在全省范围内极具典型性，因此，类似难题的破解还有待全省各相关部门的努力。
文／图 本报记者 闫业伟 胡亚柱
图:
张生抓起一把复混肥，说：“送检测要交９７０多元，这钱足够买半吨肥了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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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4-6-4 02:09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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